“私人侦探”，又称“私家侦探”，近来在媒体频频亮相。《东方早报》6月10日报道：浙江的私家侦探通过有偿举报获得社会认可。
　　
　　说到“私人侦探”，会很自然地想到文学名著中富有传奇色彩的福尔摩斯。但是，在我国，被称为“当代福尔摩斯”的私人侦探至今未被法律所承认。1993年，公安部发出通知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、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，明令禁止受理民事、经济纠纷，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，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，等等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这些年来，令不行禁不止，私人侦探所仍然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以“调查事务所”、“商务调查公司”、“信息咨询公司”等名义，雨后春笋般地猛增。据估计，目前已有上千家私人侦探所，十余万名私人侦探处于“半地下”状态，以至出现了侵犯人权、收费混乱，甚至投机、欺骗、造假的现象。有人说，私人侦探游走在法律的边缘。这种匪夷所思的失范无序状态，可以称之为“私人侦探现象”。

　　
　　一是，理论似是而非。有人认为，目前，公检法机关对公权范围的维护尚且顾及不暇，对私人权利救济有时更显得无能为力；像私人侦探这样的“私力救济”，可以是国家“公力救济”的补充。但是，有专家指出，十八、十九世纪，“福尔摩斯”曾在英美国家风靡一时；然而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，“私力救济”越来越不受政府的欢迎，私人侦探呈萎缩态势，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的“神探亨特”、“007”则受到重视。在这种大趋势下，在中国倡导私人侦探，无疑是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，是社会的倒退。
　　
　　二是，政策法规相悖。2001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，并作出司法解释：“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，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，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证据。”这项内容被演绎为“偷拍偷录合法化”，这是不是意味着靠偷拍、盯梢谋生的私人侦探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了？2002年8月，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，新增的或细化的允许注册类别，包括了提供私人保镖、侦探公司、寻人调查等的“安全服务”。当年，沈阳一家“调查事务所”首家注册“侦探”和“侦探机构”商标。有关政府部门称，“商标注册成功后并不等于可以从事商标涵盖的经营活动，注册商标后只能代表商标的持有者可以独享对该商标的使用”。这与税务部门那年对征收“小姐税”的说法一样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　　
　　三是，政府部门不作为。近年来，私人侦探们在重庆、杭州、贵州、上海、沈阳等地接连召开“峰会”。据透露，有的聚会还有司法、国安等政府官员和法学专家参加。虽然，今年6月6日沈阳市民政局宣布，“中国私人侦探协会(筹备会)”，未经民政部审批，擅自开展社团活动，被依法取缔。但是，前不久，“中国调查业联盟”业已成立，并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，确定“中国侦探网”为联盟行业刊物。有的“调查事务所”居然还开班培训，颁发“全国统一的调查员证书”。四川某地法院首开先河，重奖“私人侦探”，承认“侦探公司”适当介入公权民事调查，弥补公权力量的不足。更有甚者，据日前报道，在杭州，私家侦探和警察间的一种合作正悄悄出现，合作方式是“私家侦探和警察联合侦破案件或是抓捕逃犯”。须知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诉讼证据的解释，没有包括私人侦查，侦查权属于国家，属于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等部门，即使是律师也只有民事调查的权利。对此，有关部门不闻不问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更可笑的是，最近，公安部传出消息，将首次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等10个大城市公开调研私人调查服务机构。10年前的“禁令”没有废止，如果令行禁止的话，今天哪里来“公开调研”的对象？政府部门的不作为，给了私人侦探无政府状态发展的空间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该是政府有关部门正视“私人侦探现象”，对其加强理性思考和研究，依法整治、规范和管理的时候了。